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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20 11:43 来源:中国广播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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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》出版古典文史大家作注,一览唐诗精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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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凤凰读书

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自选定以来二百余年间,《唐诗三百首》截断众流,一枝独出,国人对传统美学风貌与艺术世界的理解泰半由之塑造。《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》是其晚年大成之

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自选定以来二百余年间,《唐诗三百首》截断众流,一枝独出,国人对传统美学风貌与艺术世界的理解泰半由之塑造。

《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》是其晚年大成之作,自运匠心,别具机杼,初版以来重印无数,刊行数量超过300万册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列入本科生推荐阅读书目

【书籍信息】

书名: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

著者:蘅塘退士选,金性尧注

出版方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年:2017年1月

定价:39.80元

内容简介

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。不仅象征古典诗歌的成熟,继承了汉魏民歌与乐府传统;也开创出新的面貌,将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历来皆不乏唐诗选本,尤以蘅塘退士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最为突出。收录作者共七十余位,皇帝、和尚、歌女、无名氏皆见于其中。选入作品计三百余首,篇目适度,体裁兼备,内容丰富多样。自选定以来,《唐诗三百首》对中国文学有极为深远、广泛的影响。

《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》是著名古典文史大家金性尧晚年大成之作,他的注释“博而能约,浅而能切,通而能清”。通俗易懂的特色使本书自初版以来重印无数,发行数量超过三百万册。金性尧令唐诗再次进入今人视野,让当代读者能欣赏唐诗的艺术性、思想性与真正价值。   

著者简介

金性尧(1916—2007),笔名文载道,别号星屋,浙江定海(今属舟山市)人。作家、著名古典文史学者、资深出版人。青年时代曾主编《鲁迅风》《萧萧》《文史》等杂志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。一生笔耕不辍。文学作品有《星屋小文》《风土小记》《文钞》等。散文成就颇高,风格受鲁迅影响甚深。周作人将其与时人纪果庵并列,即是后来文坛盛传的“北纪南金”。文史著作有《伸脚录》《土中录》《饮河录》《不殇录》等。晚年倾力编注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《宋诗三百首》《明诗三百首》。

【前言】

老一辈的读者中,不少人在儿童时代,就在吟诵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以及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等名句;还知道苏州有一座寒山寺,武汉有一座黄鹤楼。我们的祖国到处有名胜古迹,一经诗人得之于手,遂使广土众民,无不可亲,无不可爱。这些名句、这些知识以至感情,多半是从《唐诗三百首》上得来的。

但是这书却为藏书家所不屑一顾。人们只知道这书的编选者叫蘅塘退士,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,知道的人就不多,更不必说他的生平了。然而自出版以来,这书却持久而广泛地流传着。从唐人选唐诗的元结《箧中集》算起,历来编选的唐人诗集,共有一百多种,但最有影响、最有生命力的却要推这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看,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作;蘅塘退士的名声,更不像《唐百家诗选》的编者王安石、《唐贤三昧集》 的编者王士禛等人那样有名,如上所说,许多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。

据蘅塘退士的原序说,他编这书的动机,是想以此代替“工拙莫辨”、体例不严的《千家诗》,作为给就学的儿童读的所谓“训蒙”读物,后来却成为带有社会性的选本,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。不过,从这书的绝大多数作品看,即使在古代,读者对象主要也应当是成人,故而他又补了一句“白首亦莫能废”的话。

粗粗地想了一想,这书的特点约有下列几点,其中有几点,还可以供今天的选本编者参考。

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适度。《全唐诗》共收四万八千余首,如果少于三百首,就难以使读者得到“一脔全鼎”的满足;多于三百首,则又嫌篇幅过大,难以达到普及的目的。至于编者之所以把篇目定为三百首,除了如原序所说,是为了验证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这一谚语外,也许还受所谓“诗三百”的启示。

二是所收作者包括“三教九流”,皇帝、和尚、歌女、无名氏都有。皇帝如唐玄宗,他的诗,在唐代诸帝中,还算是写得好的,那首《经鲁祭孔子而叹之》的五律,不在孔子为司寇、诛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,却去写他叹凤伤麟的失意时期。唐代诗僧很多,所以选皎然,当因他在诗歌之外,还著《诗式》一书,也很有名。全书的最末一个作者是杜秋娘。这首《金缕衣》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个问题,但蘅塘退士是因袭《唐诗别裁集》作为妇女作

者来选的。

在七十七位作者中,以杜甫的作品入选最多,占第一位,其次是王维、李白、李商隐。把这些诗人作为重点来突出,那也是恰当的。同时,像王之涣,《全唐诗》只存其诗六首,本书却选了两首;金昌绪只存一首,也选进了。这三首诗都不失为佳作。虽然从全局来平衡,也许是得失相参,不免顾此失彼。

三是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,既很完备,又分体裁。和《唐诗别裁集》比,删除了长律,另立了乐府(说详下)。以三百首说,长律自可有可无。而在所选各体中,近体多于古风。这从后来读者的欣赏和写作上看,似乎也更倾向于近体。其中七绝一卷,杜甫只有一首,李白二首,王维一首,而李商隐占七首,杜牧占九首,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,盛唐让位于晚唐,虽然杜牧有两首不很健康,但也打破了“诗必盛唐”的偏见。唐人七绝,如不重视晚唐,也非持平之见。

在同一作家中,又从几种体裁来表现他们的不同风貌,如王维以山水诗为主,却也选了乐府《洛阳女儿行》和《老将行》。李商隐以七律、七绝选得最多,但也选了七古《韩碑》和五绝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《登乐游原》。前者如沈德潜所说,在晚唐人七古中,要算“如景星庆云,偶然一见”;后者则有哲理,有感情,反映了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状态。又如权德舆是当时名相,在有限的三百首中,本来排不上队,本书却选了他的五绝《玉台体》,可能是想聊备一格。柳宗元的五绝《江雪》,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;五古的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,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,说明儒释殊途。

作者面广,流派纷见,体裁众多,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,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,大体上也可看作唐一代诗歌的缩影。

四是注重艺术性,而这些艺术性又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。诗歌是感情的果子,又是智慧的语言。没有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,就不可能像草木发芽那样自然,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。像韦应物的“身多疾病思田里,邑有流亡愧俸钱”,也可说含有政论意味,却又饱和着抒情色彩,比他五古的“自惭居处崇,未睹斯民康”更精,比后蜀孟昶说的“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”也深刻得多。俸钱是官吏的生活之资,本无所谓愧与不愧,但和“邑有流亡”相对比,未免受之有愧了。还有一些写印象、写感觉的诗,前者可以王维为代表,后者可以刘方平的“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”,韩偓的“已凉天气未寒时”为例。它写出感觉,表现智慧,又不流于纤巧。一种季节更换时酽酽的生活气息,为诗人透露出来了。还有如王维的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岑参的“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”,司空曙的“乍见翻疑梦,相悲各问年”,它们的好处就是写出了“平凡”,写出了“人人心中所有,笔下所无”的人情味,让感情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惟其真,才有善,才有美。又如极平常的一条山沟、一座寺院、一个渡口,却被韦应物、张继、张祜写得何等美。

善于写感觉的,也往往善于使具体上升到抽象。换句话说,诗歌本身必须是形象的,诗人却又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能力,古人所谓情景交融,庶几近之。像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王之涣的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,刘禹锡的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等,就是一些好的例子。同时,诗里的形象,也不可作单纯的理解,如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,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语言,但通过诗人对宇宙无穷的哲理的感慨,他的思想面貌,从而他的灵魂,就如见其人地显示出来了。在写好实的同时,还要求诗人写好虚。但像《沧浪诗话》作者严羽,虽善于抽象,却不善于织绘形象,故而诗写得很平庸。

五是可接受性。由于本书原来打算是给儿童读的,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。蘅塘退士的序中说:“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……录成一编。”所谓脍炙人口之作,也必是可接受性较强的。语言上的过分隔阂,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、理解,本书所以未选李贺诗,可能这是原因之一,虽然这也定得偏严。从全书来看,更觉得分寸失当。例如韩愈的《石鼓歌》,既难懂又无甚意义,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《李凭箜篌引》或《梦天》。反之,韩愈的七律如“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”,七绝如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却是亲切明净,倒真的脍炙人口,本书却未选入。但从本书整体看,却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数。这也是今天任何选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。否则,不管立意多么高深,只能使读者可望而不可即。

六是兼重实用。本书中选了些奉和应制之作,这显然是为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,因为当时正当开科取士的极盛时代,估计儿童长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,所以也选了几首。但入选的岑参、王维的七律,从写景技巧上看,也还是经过选择的。前人评他们这几人诗,也完全着重于句法、声律。不但如此,书中还选了些劝慰友人落第、罢官的诗,也是为当时落第、罢官者而设想,想用什么“既至金门远,孰云吾道非”一类话,为身受者解嘲陶醉,如沈德潜所说,“反复曲折,使落第人绝无怨尤”。这在今天来说,固然没有什么意义,而且这些诗是硬讲的,读来也味同嚼蜡,但说明编选者为现实服务的针对性是很明白的。

又如全书五律选得最多,几近四分之一。清人施补华在《岘佣说诗》中曾说:“学诗须从五律起,进之可为七古,充之可为七律,截之可为五绝,充而截之可为七绝。”施氏是同治间人,时代后于蘅塘退士,但他的这种说法,恐也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,故对初学者有指导意义。如果把五律看作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,施氏的话也有点道理。先从每一句字数说,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,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“锻炼”上苦下功夫,要求每一个字都不挥霍,真的做到“惜墨如金”。同时,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,因而也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,而这又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特点之一。我们且以《三百首》中五律部分杜甫、孟浩然的两首描写洞庭湖的诗为例,杜诗的颔联是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,孟诗的颔联是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。这两联,除了对仗工整自然外,在用字上也有独到处。经过琢磨,却不流于雕琢。杜诗的“坼”字是个险字,《三百首》中恐仅此一见,但这里却显得最稳;这个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,那就只能注成“裂”,但在杜诗中要是改为“吴楚东南裂”,那真是点金成铁,化神奇为腐朽了。孟诗的“撼”字也不能用“摇”字(摇字是平声,这里暂且撇开平仄不谈)或“动”字来代替,正像“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”“蚍蜉撼大树”的“撼”字一样,都是撼它不得。

七是有所依傍,有所突破。近代学者曾指出,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以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为蓝本的。沈氏论诗,崇尚“委折深婉,曲道人情”“气味浑成”,因此,蘅塘退士在评语中,也有“四句一气旋折,神味无穷”“一气贯注,无斧凿痕迹”“唐人马嵬诗极多,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”一类的话。同时又吸收严羽、王士禛等论点,故有“凭空落笔,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”等说法。评语虽不多,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,与严、王、沈的诗论,实有相通的一面。

在选材取舍上,他则依傍《别裁集》而又有自己的主见,如七律中,《别裁集》不选李商隐的《无题》,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,《无题》却占了六首(《锦瑟》实也“无题”)。又如杜牧的《赠别》二首,《别裁集》未收,本书却选了(虽然《别裁集》不收是对的)。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,蘅塘退士选《赠别》,也许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,但不选他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和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未免可惜。这句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,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。韩偓的作品,《别裁集》选了三首七律,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《已凉》,却比这三首七律好。朱庆余的“洞房昨夜停红烛”的七绝,《别裁集》未收,本书却选了。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为了请托,就诗论诗,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,也还健康干净。后人知道此诗的,多半由于读了《三百首》之故。《别裁集》不选李商隐的《无题》,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缘故。《无题》要不要选得那么多,是一问题,但一首不选,也有些走极端。对杜牧的《赠别》和韩偓的某些秽作,固然应当排除,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,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,也是矫枉过正。在这一点上,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。

王维的“渭城朝雨浥轻尘”七绝,他本(包括《别裁集》)题皆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,也是王诗原来题目,但因其播诸歌曲,名闻当时,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《乐府诗集》的《近代曲》中,并题名为《渭城曲》,本书也题《渭城曲》,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,异于《别裁集》。另一首王维的《秋夜曲》,蘅塘退士注云:“他本俱作王涯,今照郭茂倩本。”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。

除了上述七点之外,本书的缺点,如大家所指出的,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。例如杜甫的《哀王孙》,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,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,但比起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来,思想性究竟差些。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。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,新乐府一首没有,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。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评刘诗“大抵十首以上,语意稍同”。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,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。

晚唐诗人如杜荀鹤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,既是名家,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,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,且又是宫怨诗,对皮、陆、罗的诗就一无所收。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,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。事实上,皮、陆、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,写得也很出色,如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(实咏隋炀帝)的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”,也还是有些新意的。

又如七绝中,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。宫怨诗之多,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,但有些诗,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,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,将别人的痛苦,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。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《上阳白发人》(本书未收,《别裁集》收)这样的诗就够了。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。

据《梁溪诗钞》及《名儒言行录》所载,蘅塘退士“少工制义”,两校省闱,曾任江宁府教授。我们从他的评语上,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,如书中屡见“四句十八层”“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”“二句十余层”,以及“语语是寻”“字字是望”“二句闻,二句见”“衬笔,再衬”诸如此类的话。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,如果确是如楔入榫,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,但若作为程式,逢诗就说,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,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,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。金圣叹说《水浒》景阳冈连写十八次“哨棒”,紫石街连写十四次“帘子”、三十八次“笑”是什么“草蛇灰线法”,胡适因而说金氏“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”,是八股选家的流毒(《水浒传考证》)。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缺点,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。

但总的说来,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,用一句用滑了的话,可以说是“雅俗共赏”,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,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。但原书的注释(包括陈婉俊的补注)过于简略;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,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。另一方面,对读者的理解、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,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,间录前人评语,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。名为“新注”,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。

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,各本篇数不同,有作三百二十一首、三百十七首、三百一十首的。准确的数字,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。现在用的本子,则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,共八卷,三百十三首,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。其中杜甫的《咏怀古迹》,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,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,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。

蘅塘退士编选时,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,实际是夫妇合编。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。至道光年间,又有一个妇女作者——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,并写了凡例,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,这里不再收入,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。

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(1711—1778)的生平,知道的人不多,所以将清顾光旭《梁溪诗钞》、窦镇《名儒言行录》中所载孙氏生平,附录于后。

1948年《国文月刊》第三十七期上,曾有王忠先生《论〈唐诗三百首〉选诗的标准》一文,1978年第二期《安徽师大学报》上有张涤华先生《历代文学总集选介》一文,其中有评介《唐诗三百首》一项。这篇前言撰写前,即参考了王、张两位的大作。成稿前后,二三友好,又多所匡教,于此谢之。

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,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。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。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。

愿以此自勉。

金性尧

1980年元旦

[责任编辑:何可人 PN033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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